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共同组建的这个官方机构，如今怎么样了？

2025-03-20 浏览量：

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不同省市的17位干部集合开会，距离他们到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长三角办”）报到刚满一周。交流会上，长三角办常务副主任张忠伟翻出一张老照片，向大家讲述当年的故事。

说老也不算老。照片拍于2018年年底，身着风衣的张忠伟独自站在水边，身形瘦削。照片上有密匝的芦苇荡，有泛白的湖水，荒凉、沉寂，人工建筑只有对面的铁塔和远处一座高速公路桥。

照片拍摄的位置在上海和江苏的交界地。元荡湖水面上，为了防止水葫芦和渔民越界，插满了竹竿子和木桩子，上面缠绕覆盖着渔网，这是当时的沪苏界桩，“宣告”着行政边界。张忠伟站在一人多高的芦苇荡边，隔湖眺望对岸的上海青浦，树林、民居清晰可见，但想到对岸的青浦去，必须绕行国道或高速公路，需要40分钟。

7年过去了，如果想要在相同的位置拍一张相同的照片，已经不可能了。当天上午，长三角办一行人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考察调研。当年的废旧木料交易市场现在成了打卡新地标鼋荡小馆。一座元荡慢行桥连接苏沪两地，人们步行在桥上，优哉游哉，不觉间便跨过了省界。去年10月，元荡23公里滨水岸线全线贯通，休闲娱乐、水上运动、户外骑行等新需求蓬勃迸发，交界处的功能变化同样翻天覆地。

“竹竿子”和“木桩子”的故事，在长三角诸多交界处都在发生。“这些东西都要拔掉。”张忠伟语重心长，“除了有形的障碍，还有无形的阻隔，大量工作等着我们长三角办去做。”

2018年1月底，由上海牵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组建并选派干部，长三角办在上海正式设立，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第一个跨行政区划的联合办公机构。2024年12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实施《关于强化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职能建设的实施方案》，长三角办正式迎来新一轮改革。

沪苏交界处的元荡慢行桥。

带着问题来

早在2024年2月，长三角办新一轮改革便开始酝酿，当年8月，派驻人员选拔工作启动。今年2月20日，新一轮选派干部报到会上，第一批到岗干部终于集体亮相。

三省一市很多事情都商量着办。对于长三角办这轮改革，各地达成基本共识，也形成默契，起步稳健跑，选人要选对。

上海发改委长三角处常态化整体纳入长三角办，再从上海选派2名左右工作人员，从江苏、浙江、安徽各选派2到3名工作人员参与工作。

选人年龄标准框定得严格，年龄最好不要超过45岁。对于苏浙皖干部，来源结构同样明确，省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派1人，省直职能部门派1人，地市层面派1人。

为进一步强化力量配置，派驻人员定期轮换，工作期限一般为2年。派驻人员原则上不再承担派出单位具体任务，年度考核建议由长三角办每年提出。

长三角办是锻炼人的地方。经过反复考虑推荐，最终选定派驻长三角办的干部，都是原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并且此前都或多或少了解、参与过一体化的工作。

如此一来，到了更高层级的平台，不少新到长三角办的干部是带着“私心”而来的。不过这“私心”，都是为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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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6日，伴随沪苏湖高铁的开通运营，上海松江站同步建成投用。

“我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同时也来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上海市松江区科创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戴志明自我介绍，他想联动长三角各个重点区域。

“G60要从高速时代走向高铁时代，请发改委做个方案。”2018年，戴志明刚到松江区发改委工作，这是他接手的第一项任务。那个周末，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两天，写出初稿。也是在2018年，上海松江站规划成为沪苏湖高铁上的站点，成为新的上海对外大通道。

以“硬联通”为基础，“软连接”迎来升级。2018年6月，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松江与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等9城签约共建，G60科创走廊从基层的生动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但这毕竟只是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区域探索的一种模式。戴志明长期负责产业对接，有时会碰到无法满足的需求，“我们有一些做机器人的企业想和南京、无锡合作，但我这里没有通道。”

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另一载体，目前连接起上海普陀、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等78城。戴志明设想，“能否通过长三角办的平台，让‘一廊’‘一带’联动？”

金山区枫泾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高巍巍从省界上来。枫泾地处沪浙五区（县）十镇（乡）交界，两地尤其是产业合作需求旺盛。

高巍巍曾接待一家嘉兴企业来访。企业以汽车零配件为主营业务，在嘉兴有生产基地，希望在金山注册公司，落地部分产能，做外贸订单。“外资要求工厂放在上海，上海的品牌说服力更强。”高巍巍说，枫泾距离嘉兴不远，又在上海，正符合要求。

政府如何搭台促成更多跨域合作？几年过去，长三角范围内，相关实践越发丰富。高巍巍想着，或许此前的困惑，如今能在长三角办找找答案。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裴付龙曾参与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现在项目编制任务完成了，他打算向各地学习体制机制，更好服务规划的实施落地。

陈亮来自江苏省南通市发改委，南通正在谋划与上海、苏州的毗邻区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跨域共建的相关尝试，他得在长三角办多学经验。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城镇处副处长黄汝平曾参与杭甬“双城记”工作，关于两地协同发展、区域带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而沪苏皖对都市圈的错位互补发展也有探索，到长三角办，他能收获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无论“私心”如何，从踏入长三角办的那一刻起，大家即从各省市干部转变为“长三角干部”，从上海人、江苏人、浙江人、安徽人转变为“长三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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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办干部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考察元荡湖岸线建设。

二次创业再出发

2018年1月，由上海牵头，三省一市共同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正式设立，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第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常设机构。

各地共抽调十多位各级干部，组成团队，由他们讨论谋划最基层、最基础的合作意向。当时从各地带到长三角办的“私心”，更多是对区域合作的实际需求。

长三角办工作地点在武康路上并不起眼的一幢小楼里，低调神秘，其貌不扬。那时，记者探访长三角办后，在稿件中写下感慨：“这里不像传统的政府办公室，倒像一家准备IPO、热火朝天的创业公司。”

机构设立的前几个月，三省一市的工作人员一共带来了各地的195项诉求，最终180多项纳入首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几乎每一项诉求提出来，就伴随着争议，面对面争得面红耳赤，政府机关里不常见，但在长三角办是常态。

不过办公室里所有人一致认同，“吵吵架”不伤和气，反而是充分讨论的过程。

“沟通长三角的事情，各省市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省市内职级分明的行政体制没法起作用，大家有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也是常事。”裴付龙深有体会。

2024年1月，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在安徽合肥启动，裴付龙是安徽工作专班的成员。关于规划编制工作中的诉求，安徽共梳理出近200条。

诉求涉及各个领域，不过大多需要跨域解决。比如，安徽提出想修一条路，让宣城和杭州更好联通，但投资和指标有限制，两地需求要统筹考虑。

安徽要突出合肥都市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优势，一定要把合肥和张江“两心”同创的相关内容写入规划中。把空间发展诉求写入长三角规划中，各地都很重视，守安全、促发展、当先锋，各地都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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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如今再走入长三角办，依旧是那幢幽静的小楼，气氛却不一样了，更加沉稳、内敛。

这几年，交给长三角办沟通协调的事项，难度越来越高。

7年前，打通省界上的众多断头路，是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是一体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长三角办里，三省一市的干部坐在一起，把各自诉求和困难充分讨论，大规模打通断头路的工程全面启动。

而现在摆在眼前的，大多是关于体制机制创新的“硬骨头”。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工作不断走深走实，新阶段有新要求，长三角办要承担新使命，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

若说以前是初创公司，现在长三角办改革创新再出发，保持“创业心态”，争当“标杆企业”。

张忠伟把长三角办比作一辆马车：“车轴强大，才能更好带动两个轮子转起来。”

2024年6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座谈会期间，审议通过强化长三角办职能建设方案。“两个轮子”的形态和方向进一步得到明确——其中一个轮子，是17个专题合作组，另一个轮子，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重点区域。

方案重点关注强化长三角办的职责定位、强化力量配置、强化运行管理和强化服务保障4个方面。

同时，长三角办内部细化了3个工作组的设置。综合组主要负责重要规划计划和方案的编制，以及重点合作事项的协调调度。专题协调组主要负责联系三省一市相应的专题合作组，比如生态环境合作组、交通合作组、科技创新合作组，做好跟踪推进、专题协调和督促检查，推进重点领域联动。重点区域工作组主要负责沟通协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G60科创走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这些跨区域的组团，能让板块实现更好的联动。

目前，长三角办已经明确2025年要重点抓好12件大事，每个组各分到4件。综合组负责组织筹备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等，专题协调组的任务包括跟踪调度2024年度长三角重点合作事项等，重点区域组目标做好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研究等。

长三角办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级运作”机制的重要组成。

“人”的一体化

“长三角办是个什么单位？”一些新到长三角办的干部对此感到困惑。

长三角是以地域概念区分的，领域覆盖面太广，涉及的事项又复杂。与之相对应，在具体事项沟通上，相关的联系人可能很难确定。

长三角办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级运作”机制中重要的“协调层”。但几年前，长三角办刚成立时，一遍遍解释长三角办的性质、职能和人员组成，甚至成为日常工作内容。

不过现在，沟通机制越来越顺畅了。三省一市发改委都设立了长三角处，各职能部门也都有在一体化领域推进工作的干部。长三角一体化的理念深入人心，长三角办这一机构的性质和功能，逐渐成为一个常识。

长三角办之后，长三角各地涌现出更多联席机构。

2018年7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实体化运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平台，办公地点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来自九城市的28名干部集聚在35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打破行政级别、行政区划设置，被分为综合、产业、科创、商务、宣传5个小组，面对面办公，实现扁平化管理。截至目前，九城市派出7批次、共176位干部到联席办挂职，5个小组也扩容到8个，增加了金融服务中心、调研组、创新合作组。

2024年12月26日，沪苏湖高铁正式开通当天，环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揭牌。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三者分别占比40%、30%、30%。近日，公司管理团队陆续就位，已经在上海虹桥开始集中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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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8日，G60科创云廊二期实现“云顶网壳合拢”，让这一旨在打造“世界最长城市产业长廊”项目建设突破重要节点。这是已建成的一期项目实景图。

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不同省市的工作人员聚集到一起，联合办公，有什么用？

高巍巍跟记者讲了一个省界上的故事——沪浙省界上，曾有一幢“骑”在分界线上的房子，一半在上海，一半在浙江，几十年间，因为两地拆违力度不同、节奏不同，这栋违章建筑迟迟未能拆掉。几年前，交界处的28个村居开始互派干部挂职，人员相熟、换位思考后，一些原本“老大难”的问题得到集中解决。那栋几十年未能拆的房子终于拆掉了。

裴付龙也感慨，跨区域的工作，要加强对接、无缝对接、持续对接，“长三角一体化，首先是‘人’的一体化。”而长三角办的设立、运转和改革，始终在强化这一目标。

2月底，新一轮选派干部到岗不久，记者到长三角办采访，中午用餐时间，就餐位置“泾渭分明”，各省干部分开就座。两周后，记者再到长三角办，食堂里，“界线”被模糊，已然“江海一色”。

长三角办内，三省一市的干部很快打成一片。长三角内，三省一市的连接距离也不再遥远。

现在，在长三角办的“新兵”中间，对通勤方式和通勤时间的“调侃”，已成为办公室里茶余饭后的常见话题。

从金山枫泾到武康路上班，高巍巍每天要4种交通方式换乘——出家门后，先骑5分钟电瓶车到公交车站，再乘坐1小时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乘坐大约30分钟地铁，最后从衡山路地铁站骑自行车到办公室。为了通勤方便，又恐怕找不到共享单车，他专门买了辆自行车停在地铁站口。

裴付龙家在合肥，是办公室里离上海最远的，不过回家并不难。他“掐着表”算过。每个周五，从上海虹桥站出发，乘坐19时50分的高铁，两个多小时后到合肥，不算太晚；每个周日晚饭后，再乘坐高铁回上海，22时30分便可到住处，一点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大家开玩笑说：“合肥人回家，都快比金山人回家更‘近’了。”这是独属于“长三角人”的一体化成就感。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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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帅

审核：战言利